毕业季|一个人的毕业照-子东基金
文/许子东
看到两则与大学有关的新闻,放在一起讨论十分有意思。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一届只有一个毕业生,拍出“一个人的毕业照”。这个情况两年前已经被报道,女生叫薛逸凡,现在已毕业,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生物学硕士,还会继续到匹兹堡大学读博。从2008年创立至今,古生物学“六代单传”,都是一个人的毕业照。
这个消息既是大学的尴尬,也是大学的光荣。
尴尬的是冷门专业,报名的人太少了。现在的大学生一窝蜂去读马上能赚钱的专业,古生物学将来怎么办?到荒山野岭甚至非洲挖恐龙化石吗?有多少“钱途”呢?但光荣的是,北京大学并没因为学生少而考虑“教育票房”,废除生僻的专业。
现在有很多大学是以市场需求的取舍,来改变大学的专业,这是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恶果。还好有北大、南大这样的学校,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还能坚持开办该专业。事实证明,冷门专业深造,就业的机会并不冷。有很多二、三流大学,设了很多自以为赶时髦、急功近利的专业。
我去过一些大学,历史系、考古系开不下去,主持人系却爆满,可是主持人系的学生表示竞争太激烈了,都要各出奇招找关系,无法按常理出牌。“一个人的毕业照”给人的启示是,到底什么是学科的冷,什么是人生的热。
另一个例子异曲同工,河北科技大学有一位没海外留学背景、四十二岁的副教授韩春雨,过去多年潜心于分子药物学研究,十年没发表什么论文,现在一鸣惊人,今年5月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其成果的价值、影响堪比诺贝尔奖。韩教授因此成了国际名人,接到很多国外学术交流的邀请,也因为网上的报道,在国内一夜走红。但愿“网红”不会影响他日后的科学研究。
韩教授的情况令我联想到我所任教的、香港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学术腐败相对较少,花钱发论文、出书的情况比较难为情,也不大有用,因政治地位获得学术职称的也较少。
但香港的大学学术制度也有很多弊病,比方说硬性规定申请研究基金,获得钱比发表论文还重要;每年必须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有同事在某一年发表了几篇论文,甚至出了书,可是接下来两年他一直做研究,没发表论文,这种情况也会受到批评。学校把学术研究看成是农民种水稻,每一季都必定要有收获。像韩教授这样十年没有发表论文的人,在香港的大学里不能续约,没有海外学位的,干脆不聘用。
很多内地的名牌大学也采用类似的学术制度,没有出过国的不能聘用或者不能升职,美其名曰是“跟国际接轨”。这些学术制度一旦僵硬执行,对科学发展就弊大于利。一个人拍毕业照的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也好,十年不发论文的韩教授也好,其实都是幸运的——不只是指他们今天的成果获得认同,更在于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跟专业,值得为之努力一生。
五十年前,中国只有几十万大学生;如今,每年有七百万大学生应考和毕业,在校大学生两千多万,累计过去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已有一两亿,占总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也是中国未来中产阶级的社会主流。可是这一两亿的大学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跟专业?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峻的问题。
电影《百鸟朝凤》讲匠人精神。有人解读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业契约,简单地说就是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这真是误解。更准确地说,匠人精神是专业精神,钟表匠也好,医生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精神。
坚持专业精神,不一定跟社会回报成正比:理想状态是活儿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经济回报;可常常你的活儿只有五十分,收获却有两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导演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文章、电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书畅销了,甚至还可以拿微信公众号做软广告……钱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不管收入多少,我还是坚持专业精神,坚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儿做到最好,这是选择A,令人尊敬的选择。
第二种,多赚钱总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赚钱,我就做到五十分,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丢了底线,不能丢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怀愧疚,有机会还要做一百分的活儿,对得起自己。香港作家刘以鬯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有时是娱人,有时是娱己;娱人为了生存,娱己为了艺术。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赚两百赚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赚多少钱就代表事业有多少价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标准。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与时俱进。原来搞新闻,后来转娱乐,空壳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红了就做直播,什么一个人的毕业照,现在一个人在斗鱼做直播年收入能赚多少钱?……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A、B、C三种,您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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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之见:子东时间》
作者:许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