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中国大陆第一个采油厂——延长石油官厂-延长石油有多少劳务工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初,陕西巡抚夏旹接任升允,其在陕只有两个多月,尚未顾及油矿诸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曹鸿勋接任。曹鸿勋到任后,反复查阅前任升允与外务部、外务部与德国公使的往来文书,深感延长石油开采“归陕省自办”来之不易。因时人对石油这种新兴能源尚未熟知,对其勘探、开采、提炼等技术更是全然空白,于是考虑初次开办实业以官办主体试行。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日,曹鸿勋联合前任领导陕甘总督升允一起向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上奏,以官商合办之名奏请商部试办。
当时既没有开发石油的专门人才,也没有勘探开发石油的设备,对延长石油地质情况的认识也只有一些粗略的记载,这就是曹鸿勋所面对的现实。在没有批复成立延长石油官厂之前,他提前开展了五项准备工作。
一、化验油苗品质
中国内陆真正与石油开始接触,是陕西省政府派人至汉口对延长石油化学成分进行实验。曹鸿勋安排专管陕西省财赋和人事的布政使樊增祥先将“露头”的油苗进行收集,委派延长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带上原油10斤,前往武昌对其品质进行化验,并给予“聘匠购机全权”。根据日本石油株式会社地质科长大村一藏《中国陕西油田(上)》记载:“武昌是长江边上汉口对面的省会,但距离陕西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找到当时被聘为武昌学堂化学教授稻井幸吉,认为是化验的最佳人选。陕西将石油运到武昌,并让稻井幸吉先生可以见到,我认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一定是学堂方面的人专门推荐。”对于化验油苗一事,中国方面也有不同记载。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目处副主任屈春海在《清末开办陕西延长油矿史料》记载:“前已派员携带油质赴汉口,遴聘日本矿师阿部正治郎来秦考验……该矿师阿部正治郎之师、日本化学博士稻井幸吉现在湖北,原议即拟聘稻井幸吉来陕,因事不暇,以阿部正治郎代”。经过专家鉴定得出结论:“灯油(20%)、重油(80%),油质甚佳。胜于东洋,能敌美产。”随后,曹鸿勋曾亲自验证,见其油“湛清洁白,燃之异常光明”,确信日本矿师所言非虚。
二、开展考察勘探
开发石油是一项巨大工程,前期必须进行全面充分的论证。稻井幸吉希望陕西省政府同意其组建一支考察队前往延长县实地考察,协助陕西开采油矿。对此曹鸿勋非常重视并支持其实施。1905年下半年阿部正治郎到达陕西省后,他委派知县沈锡荣陪同前往,指示会同延长知县佘元章搞好勘查石油工作。对勘查工作曹鸿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考察油苗之衰旺;试验油质之优劣;采办有无窒碍;运河可否畅行。必须辨析毫芒,洞悉底道,确有把握,会同禀复察夺,以凭核办。”沈锡荣和阿部正治郎昼夜兼程,赶到延长县后,立即和知县佘元章会面,商议石油勘探工作。经过对延长地质、油苗分布、油质成分等情况做了详细的勘探与检测,考察团向巡抚曹鸿勋递交了报告。
1905年秋季,曹鸿勋接到考察报告后,他被陕北民众的生活艰苦所震惊,也为陕北地区有石油宝藏而兴奋。作为决策者,他必须慎重对待,不能草率行事,经过和幕僚研讨认真思考,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在报告上写道:“据禀已悉,该处油质既美,油苗亦多,以北山极瘠极苦之区,且得此不涸不穷之利,断无不办之理,亦无缓办之理。”喜悦、急切之情力透纸背,坚决、果断、立办之心铿锵有力。可开采石油是前所未有的事,能想到的问题必须提出来,于是他又提笔写道:“独是据禀该处石工甚少,开采维艰,其难一;水涨易淹,宜筑堤坝,其难二;运路不通,宜开车道,其难三。三者之外,未虑及未道及者,正复不少,大抵皆非筹得巨款,不能成事。”困难不是畏缩不前的理由,但也不能冒干、蛮干,必须有计划,有方案,有制度,有章程。这位曹大人笔锋一转继续写道:“然欲兴大利,不宜惜费。而兴利之举,不厌求详。仰矿务局合同藩司,详细妥筹切实办法章程,详候核夺,仍转饬该印委遵照。”批到此处,他觉得意犹未尽,必须把自己的顾虑说清楚,使下属在执行中少走弯路,不犯错误:“抑本部院吏有虑者:筹款难,用人尤难,明明见有大利,一经开办,迄无成效者,皆用人不得其当所致,神木碱务,不可不以为鉴。”
接到上司措辞严厉的批示,参加考察的知县沈锡荣坐卧不宁,他深知必须解释清楚巡抚大人提出的“三难”,打消其顾虑。否则,开办延长石油的大业就可能在这里搁浅。他反复研读曹鸿勋的批示,认为只要解释清楚“三难”,巡抚大人就一定会支持的。几易其稿,终于写好给巡抚的报告,逐条解释,将“三难”转化为“三不难”:“查出油处所,延长县之外,尚有肤施延川两县,周围二百余里,一俟延长办有成效,将来均可次第开办。”开宗明义说明开办延长石油的意义在于可以带动肤施和延川,而非只有延长一县受益,是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当今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接着解释“三难”:“所有批示为难各节,查该处石工虽少,开办之际,可以各处招募,一不难也;井口缘低处,水涨易没一节,复查据洋工师云,开办大工之际,侯机器搬到,可向高处开深,即可无虑淹设,二不难也;运路先行委员查验,再行派队分段开掘,幸各处泥多石少,尚易见功,三不难也。”
曹鸿勋看着沈锡荣这些基层官吏的多次呈词,说理充分,情感真挚、证据确凿,认为交给这样的人办理,绝不会出现“明明见有大利,一经开办,迄无成效者”的结局,于是下定决心,开办延长石油。
三、聘请专业人员、购买设备
曹鸿勋拟请日本化学博士、阿部正治郎的老师稻井幸吉来陕督导。稻井幸吉在汉口无法分身,让阿部正治郎做他的代表。曹鸿勋便让阿部正治郎赴汉,与其师商购采油机器,并限其50天内回陕,负责监修厂屋井基。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曹鸿勋派陕西矿务总局委员洪寅赴日本,聘请日本石油技师佐藤弥市郎和田中久造、板垣仓吉、入泽弥三郞、栗林时太郎、田内启作、赤川寅吉等六人为木工、铁工、掘井工,和他们签订了合同草件,并按佐腾弥市郞开出的单据,订购了368件重约80余吨设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所购机械并携技师一名、职工六名从汉口登陆。“后经河南南府(洛阳)。乘坐马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到达延长县西郊”。
洪寅,延长石油史上最早与日本人洽谈的人员,从现存档案馆保留的合同看,这位临时“总办”是尽职的,想到了许多细节,不少地方可以体现出他是全心全意为延长石油官厂着想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洪寅与日本石油技师佐藤弥市郎、工匠田中久造等签订了《计赍呈石油师匠草合同》。该文为呈报草件,是中国陆上石油工业最早的对外合作合同。
四、修建道路
修通铜川至延长的马车道成了开发延长石油的关键。铜川至延长六百二十余里,道路狭窄,崎岖艰险,特别是秋夏之际,大雨滂沱,山洪咆哮,路面光滑难行,不但不能运送货物,就是一人一马,单人徒步也非常困难。行人走到半山上,望着下面奔腾的洪流,犹如走在深渊之边,胆战心惊,无不提心吊胆。金锁关一带更是山高路险,怪石嶙峋,上金锁关难,难于上青天。面对如此难题,曹鸿勋明白“然欲兴大利,不宜惜费”的道理,组织人员进行勘察、设计。他也知道这样浩大的工程,光靠陕西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再说没有朝廷的圣旨是万万不可动工的。曹鸿勋联合升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向清廷上呈了《为试办延长油矿筹修道路事奏折》。他在奏折中称:“延长以南山路崎岖,若筑小铁路以达黄河,上策也,然不能急就。”他主张“先从岭北开通车路”,因为“岭北车路,数年前已开至同官(今铜川),由同官至延长六百里中,只金锁关一处颇形艰阻,其余石少土多,开通较易。”经勘察:修铜川至延长的马车路,一半可以用旧路,需要新修的有十分之三,在旧路基础上进行维修的有十分之二。预算得用石工33461个,土工53147个。为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陕西巡抚动员“防军”和“民夫”积极参与,分成十四段同时开工。据《秦中官报》记载“自金锁关起,至延长县止,共长一十八万六千三百三十弓,折合五百一十七里有奇,南北襟带八州县,中间工程划分为一十四段,每段石工有险夷,土工有厚薄,桥工有长短”。当时负责修路的“防军”和“民夫”,不知流了多少血汗,费时一年,于1906年年底修通了这条马车道。这条马车道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后来的铜川至延安的公路也是在此基础上扩建的。马车道带动了陕北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在秦直道之下。
五、确立官厂管理模式
在官厂硬件设施建成后,各级政府对于机构任职进行分配,主要采取全国实业机构普遍应用的“兼管”机制。但因油矿开发程序相比其他传统纺织、煤炭等工业较为繁杂,故在职位划分与任职上更为谨慎。官厂机构整体分为管理层与劳工层,其中由总办、主任与工长、长工、长小工等工役组成。此外,在管理人员的具体配置上,亦组建了“收支委员”:县丞徐广祥、典史顾全斌;“核算员”:徐艺桐;“练习学员”:吴源醴、沈云骧等。同时雇佣了当地铁工、石工、木工等杂役和负责前期厂基修建与后期采油等劳工。从该任职构成来看,最初官厂核心成员主要由地方县层官绅组成,官操决策权,绅握管理权。即除官方代表到厂内担任总办、主任之类职务外,由其亲信的士绅代官行事与监督,这种地方官绅权力的依附与合作特征在晚清各实业机构中是为常态。而该模式恰是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社会治理体系在早期官办实业中之惯性理念与实践运用。此外,官厂在劳资关系上也形成了类似于官民契约式之雇佣方式。例如一些长工、长小工等自由雇佣者,他们并非完全脱离土地的工人阶级,这种农工双重性的社会群体成为后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但因其改造的不彻底性,也一定程度减缓了近代化的进程。而官厂内除专业技术工序由所聘技师负责外,也组建了管务监理、预算核计等兼办人员,负责日常开支、监察等工作。
六、清朝政府同意陕西省开发延长石油
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905年11月8日)朱批将延长石油矿“归陕省自办”,同意陕西省开发延长石油。1905年底,官厂的开发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当年即成立了延长石油官厂,延长石油的开发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
从曹鸿勋发展延长石油的这些作为看,他是一个既有开拓创新意识,又十分注重实干的官员。曹鸿勋,山东潍坊市人。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朝考一等一名,派往刑部任七品京官。光绪二年(1876年)中状元,成为清朝第一百零二名状元,也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中状元后,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随后历任湖南学政提督、云南永昌知府,调云南府,授迤东道,官至陕西巡抚,为官清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鸿勋在发展中国现代工业方面的贡献和地位,一点也不逊于以搞“洋务运动”而著称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曹鸿勋,堪称中国石油工业的元勋鼻祖式人物。在他的动议和一力主持之下,成立了延安石油官厂。眼界,往往决定着官员的作为。在清代,具有国际眼光和现代眼光的官员,实属凤毛麟角。曹鸿勋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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